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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国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教育应急电视频道”刍议

法企网-法制企业网 时间:2020年05月08日 08:51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几乎前所未有的影响,在包括但不限于新冠肺炎疫情之类的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时,一切负责任的行为主体都应该想方设法去加以应对,以便尽可能地将此类事件的危害降到最低限度,设立“国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教育应急电视频道”就是各种应对措施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从“供给侧”与“需求侧”等不同的角度论证了设立“国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教育应急电视频道”的必要性,讨论了“国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教育应急电视频道”的战略定位和要素构成,并对该频道的实施路径和相关适配进行阐述,以期为有关方面进行相关决策提供参考。

  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①]以此类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指的就是突然发生的,可能造成或者已经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需要一切必要手段予以应对的特别最大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为应对此类事件,是否需要设立“国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教育应急电视频道”,如果需要,应该如何设立,需要哪些相关适配,这是非常值得探讨的公共传播话题。

  二、不同视角下的考量:设立“国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教育应急电视频道”必要性分析

  从理论上说,考量设立“国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教育应急电视频道”的必要性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视角,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话语加以表述。本文拟从“需求侧”和“供给侧”这两个视角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述:

  (一)从“需求侧”视角看设立“国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教育应急电视频道”的必要性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一般除了具有突发性、复杂性、破坏性等特点之外往往还具有一定的持续性,[②]在事件发生期间,所在地区的相关行为主体往往都要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需要接受系统国民教育的受教育者常常会受到波及,他们的正常学习往往会受到影响。这些影响从理论上说可能主要来自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从客观的维度加以考量,由于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所具有的破坏性,往往使得该类事件发生地的各级各类学校正常的教学活动难以进行,从主观的维度加以考量,当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本着“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决策层往往会做出诸如让相关地区学校学生停课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决定,这些决定从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角度来看,都是必要的,甚至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如果此类事件持续的时间相对较长,对于需要接受系统国民教育的受教育者来说,就存在着一个如何确保自己的知识习得的可持续问题。中国古人有一句话叫做“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说的是相关技艺的保有不能中断,不能也不应“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其实,岂止是相关技艺的保有不能中断,相关知识的习得和保有同样也不能中断,否则的话就有可能受到影响。艾宾浩斯(H.Ebbinghaus)是德国著名的心理学家,经过反复试验,他发现了一条遗忘曲线,这就是著名的艾宾浩斯记忆遗忘曲线。根据这条曲线,我们不难发现,学得的知识在一天后,如不抓紧复习,就只剩下学得的25%,一周后则只剩13%。[③]需要接受系统国民教育的受教育者一般都是中小学生,与大学生相比,中小学生的学习主要还是一种“他组织”式的学习,因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活动中断,倘若没有外界的强力介入,就意味着中小学生的“他组织”式的学习也会随之中断,进而有可能导致孩子们以往千辛万苦习得的知识的遗忘和流失,往小了说,受到伤害的是相关学生,往大了说,受到伤害的则可能是整个国家和民族!这种情况下,倘若能够设立“国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教育应急电视频道”,由相关媒体出面,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延请相关学科的老师,甚至是名师来进行“空中”教学,就可以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确保广大中小学生的“他组织”式的学习不会随之中断,所以,对于需要接受系统国民教育的受教育者而言,设立“国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教育应急电视频道”具有非常大的必要性,是一件既利民又利国的大好事!

  需要接受系统国民教育的受教育者一般都是未成年人,根据英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白板说” 理论(theory of tabula rasa),未成年人的心理犹如一块白板,所有的知识都是后天逐渐习得的。中国西汉的思想家刘向也认为“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作为与需要接受系统国民教育的受教育者密切相关的诉求攸关方,也就是学生的家长,他们通常都非常关注自己的未成年子女的“形塑”问题。感谢波兰教育家夸美纽斯(Comenius,Johann Amos)倡导的“大教育论”,使得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逐渐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世界的一隅逐渐走向了全世界。在正常情况下,未成年人的“形塑”问题可以由或者说主要由家庭与学校联手解决,家庭与学校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但是,一旦遇到类似于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非正常情况,当学校被迫停止正常运转时,未成年人的“形塑”就出现了“单翼飞行”“单轮驱动”的情况,难免不出问题。为了不影响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作为子女成长“把关人”的家长肯定要寻找另外一个“把关人”与其重新组成“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这样的“把关人”从理论上说有很多,但是,电视媒体却是重要选项,甚至是唯一选项。理由很简单,与其他渠道,特别是网络渠道相比,一直受到主流话语层严格约束并且相对严格要求自己的电视媒体具有相对较强的他律与自律属性,因此,与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网络空间相比,电视媒体,尤其是中国本土的电视媒体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相对比较“绿色”的空间,在这一空间流动的信息一般都在社会公序良俗可以接受的“及格线”之上,家长可以相对放心地让自己的未成年子女徜徉于其中。1947年,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的库尔特·卢因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文中提出了“把关人”这一概念,他认为在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的管道。[④]随着时间的流逝,库尔特·卢因的“把关人”理论遭遇到技术和时代的双重挑战,群体传播过程中的“把关人”分散在各个媒体业态,公信力和“无害性”成了稀缺资源。而具有信息污染的自我净化功能,不像其他渠道那样“任性”的电视媒体“把关人”因其相对较高的公信力而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家长朋友的信赖,在没有家庭“把关人”陪伴的情况下,广大家长更愿意把“把关”的任务交给电视媒体这样的“把关人”,从而实现对于非常时期分散在家的子女们的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说,设立“国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教育应急电视频道”也具有极大的必要性。

  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乃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最基本诉求,正因如此,才会有“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古训,“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才会成为可以跨越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空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正确的祝福语。社会的和谐稳定,需要相应的抓手和基础,这样的抓手和基础很多,家庭就是其中最重要的选项。中国古代的先哲们一直都是把“齐家”放在“治国”和“平天下”前面的,这启示我们,倘若家庭出了问题,“治国”与“平天下”可能也就无从谈起。在遇到突发性公共事件时,家庭乃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关口,也可能是最后一道关口。朱自清先生认为“教育者须对于教育有信仰心,如宗教徒对于他的上帝”。[⑤]其实,岂止是教育者对于教育有信仰心,中国老百姓对于教育的重视也到了可与宗教信仰比肩的程度:“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已经成为几代中国人甚至几十代中国人的共识,在这种语境中,任何对于老百姓子女正常的受教育的打断都是相关家庭乃至整个社会都不能够接受的!在自媒体高度发达,人人都具有话语权和议程设置权的当下,即使是遇到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如果有关方面不能够及时有效地想方设法确保相关家庭子女受教育权的不中断,就有可能引发相关家庭的个体吐槽,并进而借助无远弗届的互联网由“个体议程设置”转化成“群体议程设置”,甚至有可能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造成不应当出现的危险!所以,即使是从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的角度,设立“国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教育应急电视频道”也同样具有非常大的必要性。

  (二)从“供给侧”视角看设立“国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教育应急电视频道”的必要性

  “包容性”乃是胸怀宽广的有识之士的普遍追求,“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绝不仅是诗人杜甫一个人的文学诉求。早在先秦时代,先哲们就在《礼记》中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著名思想家孟子更是很早就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呼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诉求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充其量也只能是一些有良知的中国人的美好理想甚至梦想而已。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包容性”成了中国人民的一个群体性诉求。“包容性”至少可以有两种词语组合,一是将其与“增长”联系在一起,一是将其与“发展”联系在一起,但是,二者之间是存有很大区别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发展与增长,是有着明确界定的两个不同概念。经济增长特指社会财富的增长,经济发展一般是指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促成的社会经济各领域多方面的变化,如社会发展、文化发展及生态文明等。”[⑥]很明显,“发展”的外延要远远大于“增长”。与“增长”的更加偏重“工具理性”不同,“发展”往往更加强调的是“价值理性”。“增长”只是一组组冷冰冰的数字,而“发展”则往往兼顾经济以外的很多东西。将“发展”与“包容性”联系在一起,从“包容性增长”到“包容性发展”乃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从“包容性增长”向“包容性发展”迈进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数,那就是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指数,社会公平与正义指数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国民整体接受教育的覆盖面。据相关资料显示,1978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1.55%,而到了2018年这一数字达到了48.1%,[⑦]基础教育和其他教育也都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但是,在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的全球排名中,中国的排名却只排在了第86位,[⑧]这说明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即使是按照2018年1月22日,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8年包容性发展指数》(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 Index 2018: Summary and Data Highlights)报告显示,中国在全球的排名也只在第26位。之所以并不尽如人意,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我想可能就是中国还有一部分人并没有完全摆脱贫困,这部分虽然总体上占比很小,但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仅以数量计,仍然是一个不是很小的数字。就算是按照中央的总体部署,2020年整体摆脱贫困之后,我们仍然不能也不应对有可能出现的“返贫”现象掉以轻心!正如我们不能也不应对可能发生的传染病疫情掉以轻心一样!因此,有专家认为,应当像储备流行病疫苗那样将教育产品与服务“疫苗化”, 制作成传统的教育电视节目,放到教育电视台的电视频道中播出,[⑨]以便确保“包容性发展”的成果能够长效化,这位专家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包容性发展”的一个最大不确定性是突发公共事件,为了降低不确定性给“包容性发展”造成的致命影响,有必要从国家层面考虑,尽快设立“国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教育应急电视频道”。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全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非常大的系统工程,以往许多人关注的往往只是常态情况下的治理,而一旦遇到非常态的情况时,往往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应该出现的状况,暴露出以往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一些缺点和问题,恰如习总书记所说:“在这次应对疫情中,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的明显短板。”[⑩]出现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亡羊而不补牢!本着以“问题”为工作导向的思路,我们要必要在痛定思痛的时候,进一步明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存在着哪些短板。仅就教育应急而言,如果从“供给侧”的角度加以考量,我们就至少存在着非常时期停课在家的受教育者的应急供给等问题,这方面我们不能也不应存有任何侥幸心理。我们国家虽然今年就可以整体脱贫,但那也往往只能保障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同胞在正常情况下的“两不愁,三保障”,却难以确保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同胞能够整体上全都买得起电脑甚至手机,使用被许多人认为是“无远弗届”的互联网,这一点其实即使在号称发达国家的西方也是如此!对于那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某些受教育者来说,卫星电视虽然不像互联网那样是“高大上”的选择,却是经济学所说的“次优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就完全有必要通过设立“国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教育应急电视频道”的方式补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短板”,让那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某些受教育者在非常时期也能够感受到国家的关怀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就像其他行为主体一样,教育电视媒体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复杂,遭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这些挑战既来自广义的“传媒”界内部,也包括广义的“传媒”界外部。近年来,随着技术的飞速迭代而导致包括教育电视媒体在内的传统媒体的不断被边缘化,因为经济急剧转型、国际贸易争端等造成的经济界经营的困难程度加剧而导致包括教育电视在内的广播电视媒体不能够像以往那样通过“产品的第二次销售”(播放广告)来筹措急需的资金,以往的传播对象的“喜新厌旧”更是使得传统广播电视媒体特别是教育电视媒体雪上加霜!“生存还是死亡——To 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这不仅是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一句台词,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成了传统广播电视媒体,特别是教育电视媒体无法回避,必须直面的问题。要生存就必须寻找新的重大契机,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就给予了各级教育电视媒体以新的重大契机。与其他广播电视媒体相比,教育电视媒体拥有天然的优势。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当年亲自决策创办中国教育电视台时就是顺时应势,“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国家设立包括中国教育电视台在内的各级教育电视媒体的初心,这个关键词应该是‘救急’ 那个时候,国家拿出有限的资源开办教育电视媒体就是想把教育电视媒体当做解决当时教育‘青黄不接’的‘救急抓手’或者叫做‘救急别动队’来使用的!”[11]现在,“救急”的机会摆在面前,无论是完成国家任务,彰显媒体的社会责任,还是确保自身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电视台都应该而且必须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

  鉴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以及包括但不限于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国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教育应急电视频道”至少有两大使命:一是在“战时”状态下承担为“不能上学、不能上课”的学生们提供相应的系统的国民教育服务,二是在“平时”状态下为国家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而提供相应的服务,概括起来说,无论是“战时”还是“平时”都是为了解决“两不”问题而存在的。

  (一)从“平时”视角看“国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教育应急电视频道”的战略定位与要素构成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一语中的,非常简练地概括了我国社会目前的发展现状,“不平衡、不充分”有多种语义指向,既包括不同区域之间、同一区域内部城乡之间、城乡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也包括某一领域内部不同门类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以及某些门类发展的相对不充分等意涵。比如,与东部、中部经济发达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老少边穷地区的各类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就还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上述这些问题都严重制约着我国的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而且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升级换代的迫切需要而到了非尽快加以解决不可的地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为包括但不限于上述问题提供相关解决方案也是一种“应急”,是一种着眼于长远而立足当下的“应急”。即使是2020年整体脱贫之后,上述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也仍将长期存在,所以,体现国家意志,彰显负责任情怀的“国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教育应急电视频道”在“平时”的基本定位就应该是整合社会优质教育资源,借助包括但不限于卫星直播电视、互联网等在内的各种手段,以丰富多彩的内容促进不同区域之间、同一区域内部城乡之间、城乡内部不同群体之间教育的均衡、充分的发展。

  明确了平时的战略定位,我们就可以想象该频道的要素构成。考虑到与其他教育电视频道的分工及上述需要“救急”的行为主体的实际情况,“国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教育应急电视频道”在“平时”的基本要素构成就应该在“拾遗补缺”上尽可能着力。与当年包括中国教育电视台在内的各级教育电视台初创时代不同,今天的中国教育从整体上看,各个门类虽然发展并不一定均衡,但却都有了一定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新创办的“国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教育应急电视频道”不能也不应面面俱到,而是应该在“课程”与“活动” 的“拾遗补缺”等方面下功夫。这里所说的“课程”和“活动”指的是经济相对欠发达区域的相关教育机构难以提供的“课程”和“活动”,或者经济相对欠发达区域的相关教育机构虽然能够提供,但却难以提供得很好的“课程”和“活动”, 这是中国教育应尽的使命!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教育是社会公平的基石”!作为社会公平重要抓手的“国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教育应急电视频道”面向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设立上述“课程”与“活动”并进行有效传播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具体体现。

  (二)从“战时”视角看“国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教育应急电视频道”的战略定位与要素构成

  顾名思义,这里所说的“战时”指的是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之时。这些突发性公共事件主要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当包括但不限于上述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时,按照事件波及范围、所造成损害程度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四级,应对不同层级的突发性公共事件一般来说都有两个“战场”,一个是对事件受害者的生命财产进行抢救的战场,一个是对受害者在平时所能享受到的基本权益,如系统的国民教育加以保护,使其不受到终断的战场,“国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教育应急电视频道”就是后者这样的“第二战场”,所以,“国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教育应急电视频道”的“战时”战略定位就应是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整合社会优质教育资源,以包括但不限于卫星电视传输等方式向身处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灾区的所有需要接受系统的国民教育服务的适龄受教育者提供作为“公共产品”的相关教育传播服务。

  复式教学起源于德国,后被日本所重视,1902年江苏无锡的留学生去日本留学时把复式教学带回我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国普及小学教育的主要教育形式就是复式教学。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当时的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复式教学也仍然是许多地方的学校教学的重要方式甚至是主要方式,直到本世纪初,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教学方式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12]复式教学最大的特点是可以在同一间教室内部由同一位老师分别对不同年级的学生进行不同的教学,这听起来并不“高大上”,但却是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本土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次优选择”也就是现实选择.当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时,由于外部条件的限制,身处灾区的孩子们从理论上说,可以有很多种选项接受系统的国民教育,但在遇到类似于新冠肺炎这样的传染性极强的灾害时,借助“国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教育应急电视频道”延续自己的学习可能是最经济、最正规、最具有公信力的选项。在满足上述受教育者的受教育需求时,一个电视频道就好比一间教室,这个教室可以覆盖全国,但同一时间却只能有一位老师授课,这种情况下,采用“复式教学”的方式可能是最现实的选择,而且,其他年级的学生如果感兴趣的话,某一特定年级教师的授课还可以产生一定的“溢出效应”——给二年级的学生上课的时候一年级的学生也可以“进入教室”收听收看,用比较时尚的话说,这其实还有一点“走班制”教学的意涵,至于如何深化、巩固电视授课效果,完全可以采用“远程辅导”的方式,这里所说的“远程辅导”既可以由电视授课老师借助相关网络实施,也可以由收看电视课程学生所在学校的老师借助相关网络加以实施。“复式教学”﹢“远程辅导”可以确保“战时”状态下“国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教育应急电视频道”更好地发挥其职能。

  从理论上说,“国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教育应急电视频道”至少可以有“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种实施路径,但是,考虑到主流话语层“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和中国特有的国情,不妨将二者结合起来:该频道的定位、呼号、内容组织、覆盖、落地、入户等工作的相关设想可以全部先由频道所属的电视媒体自行完成,形成比较完善的可行性报告后,提交上级有关部门,然后进入“自上而下”环节,进入“自上而下”环节之后仍然可以有两种取向:一种是简单的行政批复方式,一种是立法设计方式。考虑到包括但不限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广度和对于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危害程度,考虑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将长期处于反复调整期甚至反复博弈期,考虑到无论科学技术多么发达,人类都将长久处于我们前文所提及的几种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威胁之中,所以,为了确保该频道的可持续发展,建议提请全国人大代表或全国政协委员在全国“两会”期间进行专门提案,国家通过立法等形式决定设立,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下,国家财政给予该频道单独经费列支,各级政府部门在该频道覆盖、落地、入户等方面给予相应的支持,上下协力、刚柔并济,才能顺利推进此项工作。

  “国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教育应急电视频道”需要各种层面的适配和保障。这些适配和保障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关系规范”也就是法律方面的相关保障。作为国家层面确认的权利和义务的行为规范,法律具有“刚性保障”的性质,可以避免短期效应和随意性,有助于从长远的、不可随意更改的角度为“国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教育应急电视频道”的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二是“可再生产”方面的相关保障。所谓再生产(Reproduction)就是不断反复进行的社会生产过程。具体包括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两种情况,无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都离不开相关资金的保障,用一句前些年曾经非常流行的电视剧台词来说,就是“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却是万万不能的”。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甚至是“纯公共产品”,“国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教育应急电视频道”既需要有必要的经费保障,以确保再生产的可持续,又不能也不应以盈利为目的,其所需的经费应该而且必须由国家财政单独列支予以保障;三是“传播目标抵达”方面的保障。电视频道要顺利抵达传播目标,至少需要经过三个环节,这三个环节分别是:覆盖环节、落地环节和入户环节。这些环节缺了任何一环都有可能使得上星播出的“国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教育应急电视频道”功败垂成,在现有的卫星电视覆盖、落地、入户的格局中,解决功败垂成问题的做法无非两种途径,或者是通过“看得见的手”解决,或者是通过“看不见的手”加以解决。恰如前文所述,鉴于“国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教育应急电视频道”的公益性属性,该频道的覆盖、落地、入户问题只能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加以解决;四是“传播内容可持续”方面的保障。上述“关系规范”“可再生产”“传播目标抵达”几方面的保障都来自外部,从某种意义上说属于办好“国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教育应急电视频道”的外因,辩证唯物论告诉我们,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外因只是起辅助作用,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内因。办好“国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教育应急电视频道”的内因有哪些呢?当然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至少要做到两个“匹配”:第一个“匹配”指的是在该频道讲授课程的老师要与该频道对传播者的要求相匹配,这主要是指相关教师要能够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讲,讲之必好,第二个“匹配”指的是该频道所传播的课程要能够与“战时”状态相关区域中小学生的相关需求相匹配,必须做到“适销对路”,要做到第一个“匹配”要必要组建该频道专属的“签约讲师团”,要做到第二个“匹配”就要着手建设该频道专属的“专门课程库”。

  对于“国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教育应急电视频道”我们宁愿其永远备而不在战时状态下使用,也不能像此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时西方某些政客那样祈祷疫情不会来临而不做任何准备,恰如《孙子兵法》所云:“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

  [③]黄希庭:《心理学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版,第365-367页。

  [④]丁骋、杨雪芳:《互联网传播环境下再论“把关人”理论的变迁》,《新闻知识》2015年第6期。

  [⑤]朱自清:《教育的信仰》,《春晖》第34期,1924年10月16日。

  [⑥]颜鹏飞:《经济增长与发展有区别又有联系》,《江苏农村经济》2011年第11期。

  [⑦]孙小鹏、欧少彬:《高等教育即将迎来普及化的关键点》,《信息时报》2020年1月13日。

  [⑨]贾天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教育传媒研究》2020年第2期。

  [⑩]习:《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线]张涵:《回归与超越——新冠肺炎给教育电视媒体带来的挑战及应对策略》,《教育传媒研究》2020年第2期。

  [12]张滢:《复式教学,路漫漫其修远兮》,《中国民族教育》201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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